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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穆

90后女作家陳薩日娜的短篇小說《櫻桃樹下》是現實主義的重要作品，反映了新農村建設時期農民所面臨的困境，體現了家庭責任意識的重塑與人性的溫暖。

小說描寫了一對中年夫妻在經營果園和照顧患病兒女的生活經歷。男的叫趙大連，女的沒有名字，小說采用第一人稱和線性敘事結構，渲染出一種緊張急迫的氛圍。

趙大連的人物塑造頗為成功。他勤勤懇懇，又懂技術，果園的活計絕大多數親力親為；妻子充分配合，夫唱婦隨，但一雙兒女嚴重疾患，需要女人花更多精力看護。為此，趙大連每天都要超負荷勞動，常常一個人在山上從白天干到后半夜，甚至通宵。即使這樣，他在任何時候都把患病的兒女擺在首位。妻子天不亮要帶女兒趙蕊去鎮(zhèn)上看病，雖然趙大連要上山去干沒完沒了的活，但他還是騎著電三輪車要送趙蕊過去。家庭大計多半由他拍板，妻子負責執(zhí)行。但是為了兒女，妻子執(zhí)意要做的事（例如求神拜仙），他即使不贊成，也予以默認?；季癫〉呐畠黑w蕊要在果園里打發(fā)多余的精力，趙大連就遞給她一把用布條纏好兩片刀刃的剪子。小說快結束的時候，趙蕊因藥物中毒住院。此時，櫻桃進入收獲期，再不摘就爛了，就連妻子都委婉地勸說他，但趙大連始終不作聲。這是因為多年前他第一次把兒子趙楠送去精神病院時目睹了難堪的一幕，從此，有了心理陰影的趙大連寧愿自己累死累活，也不愿讓兒子在精神病院遭到精神虐待。

趙大連的妻子也是一個完美的形象。她為這個家操碎了心。為了給兒女治病，她去問診拿藥，請神修仙，擔驚受怕，不知熬過了多少不眠之夜。她的善良還表現在與鄰里的關系上。白天看到盲人老楊拉水時遇到困難，她不但讓趙楠上去扶住老楊夫婦，還向趙大連提議叫老楊家一塊用自家的水井。這個善舉后來引起了故事的良性發(fā)展，趙楠成為老楊夫婦快遞站的“幫手”，不但解決了一頓午飯，月底還能領到100元錢。更重要的是，老楊夫妻減輕了他們照料兒子的負擔，幫他們一家迎來了希望之光。

妻子的善念不是單方面的，盲人老楊夫婦也展現了鄰里對趙大連一家的關照。如小說開頭寫趙蕊失蹤后，趙大連正在尋找，老楊和媳婦摸著墻走過來，告訴他們往西邊找，老楊夫婦聽到小蕊在那邊說話。櫻桃成熟時，因人手不夠，趙大連來到集上已經晚了，老楊兩口子聞聲就跟旁人一起給他們騰地方。

趙蕊因藥物過量住院，妻子在陪床時，作者這樣寫道：“趙蕊套在藍白條的病號服里，身上插滿管子，一個半人高的機器和她并排放著，聲音低低地運轉。走廊偶爾有人路過，感應燈亮起，她的鼻梁就成了一明一暗的兩個半坡?！睂Ρ橇旱拿鑼懩腿藢の丁艄鈴耐饷嬲者M來，仰臥者的鼻子，坐在一旁的人，要么看到明處，要么看到暗處，怎么會同時看到明暗兩面呢？進一步思考，就恍悟了，母親是站在女兒的床頭，女兒仰臥，母親俯視，在一側的燈光照射下，女兒的鼻梁就分成“一明一暗的兩個半坡”了。母親不租折疊床，不敢躺下，也不敢掉眼淚，害怕哭了眼睛模糊，看不清女兒。小說中這類再現生活又有豐富內涵的細節(jié)描寫，還有很多。陳薩日娜的描寫很平靜，與現實彼此撫摸，一點也不張牙舞爪。

比較起來，趙大連妻子的形象比大連稍有遜色。夫婦二人所面臨的困難是一樣的，趙大連的形象比較完整、圓滿，他既有暴力和不耐煩的一面，也有深沉的父愛。他性格決斷，話語不多，有時用吸煙來掩蓋沉默，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有一個習慣性動作——雙手搓臉，但最后還得艱難地作出決策。他的沉默寡言與簡短的對話顯示了他的堅韌、沉穩(wěn)、內斂的性格。而“我”作為母親和妻子，在面對生之艱難和心之疲憊時，那種母愛的復雜性沒有得到充分展現，性格相對單調。她極度任勞任怨，整體顯得過分冷靜克制，對生活沒有任何欲求，青年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也許會對她“敬而遠之”。著名作家韓少功就不贊成寫那些高純度的“好人”或“壞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給這位主人公設計一個名號。近1.5萬字的小說中，“我”作為主人公貫穿始終，卻是無名氏。在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中，“我”有不少可能透露名字的場合，最多的是丈夫趙大連對她的稱呼，還有在醫(yī)院等公共場所的對話，以及人們背后對她可能的議論，都被作者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小說中其他的人，除了村主任因為出現次數太少而被忽略其名（其實職務已經是代號），其他人物都有名字（趙大連、趙蕊、趙楠；有的是簡稱，如老楊、小劉），唯獨主人公沒有名字，連小名、昵稱都沒有，不但顯得另類，客觀上也會使形象受到減分影響，降低她的存在感。彭學明的長篇散文《娘》，作者在文中無數次地呼喚“娘”，但娘仍然有她的名諱——吳二妹。作家對小說角色的命名往往賦予某種寓意，從而人物的名號也會成為形象的構成元素。在中國，特別是鄉(xiāng)村，一個人的名字，還包含了代際傳承、兄弟（姐妹）排行等遺傳密碼，以及人物出生前后的時代風云、自然征兆，對了解一個人有一定的背景意義。問題還在于，這篇小說中的無具名人物是一號人物，又是第一人稱，必然導致作者對其外部形貌疏于筆墨。最后，當讀者和評論家需要評說這位主人公時，沒有一個確定的標簽也不方便。而這個“我”的身份是不確定的，她既是趙大連的丈夫，又是趙蕊、趙楠的母親，以及別的角色。從社會層面來講，文中所有人對“我”都缺少一個稱謂語（僅有的一次是技術員小劉稱呼“我”為“嫂子”），這將使小說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倫理關系（如必要的禮貌和親疏感）被弱化，也不符合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

有意思的是，小說的男主名叫趙大連。據小說月報介紹，作者工作的地點是大連大學，這二者之間有什么聯系嗎？如果有，小說對男女主角的命名是否存在某種偏倚或不均衡？有人也許會說，趙大連的妻子沒有名字是因為她“是被男權話語體系遮蔽的沉默群體代表”，但這樣說不符合小說文本的描寫，事實上，趙大連夫婦沒有強弱之分，他們甚至一次爭執(zhí)也沒有發(fā)生。所以，這種命名的缺失，值得我們繼續(xù)探討。